宋嘉定十年（1217年），嘉定设县。清雍正三年（1725年），嘉定东境划为宝山县。嘉定、宝山二县位于长江入海口，土地“沙瘠不宜于禾”，“种花者多，而种稻者少”。因此，两县的粮食多仰籴于外，多“向赖邻邑运米接济”。清代，两县在救济活动中设“粥厂”，并在此后以“粥厂”为纽带形成了本地特有的社区发展模式。

　　康熙九年（1670年）嘉定县连遭灾荒，“夏时霪雨杀禾，平陆尽通舟辑，秋来咫风拔木，花等仅剩枯枝”。次年（1671年）入春，嘉定县乡民大困。知县赵昕召集乡绅及好义之士决定设立粥厂。以“治内古佛寺为设粥所，东西南北四门区中一”。为方便饥民就食，“其各乡镇如南翔、罗店、外岗、娄塘、吴淞、高桥、江湾、大场、真如、杨行、月浦、纪王、黄渡、广福、刘行、安亭、钱鸣、望仙咸各置厂，另为一区”。本次赈灾持续了80多天，一共设立了22个粥厂，赈济米4647石，薪7957斤，赈济人数991279人。事实上，设粥厂赈济在当地并非新鲜之举，而此次康熙十年除了在县里设厂，还在四周乡镇分别设立了18个粥厂，基本遍布基层乡镇。康熙十年宝山县还未从嘉定县析出，二县分立后，嘉定县有南翔、外岗、娄塘、纪王、黄渡、安亭、钱鸣、望仙8 厂，宝山县有领罗店、吴淞、高桥、江湾、大场、真如等10 厂。

　　此后历次赈济活动多以“厂”为基本单位，逐渐演为惯例，嘉定和宝山两县厂域亦多有变动，这对日后当地乡镇区域的划分起到了重要作用。各家粥厂一般“就本厂捐钱，赈本厂饥民”。由于厂的数目开始趋于固定，除了赈济事务之外，分厂办事范围渐渐扩大。据记载：“嘉庆二十年（1815年）旱灾，赈钱，城乡各镇仍并设一厂，以本厂捐款济本厂饥民，遂为后此分厂办事之所由昉原”。这样，每一个赈济单位“厂”均有一个较固定的乡民辐射范围，在此范围内的乡民有着强烈的认同感。

　　赈厂制度化后，地方人士参与赈济热情越来越高。如南翔陆培远，“康熙丙戍（1706年）及戊子（1708年）、已丑（1709年）间水旱，偕里中同志设粥厂振之”。康熙四十四年（1705年）岁荒，“饿莩载道”，南翔士民程时彦、陈范等“捐重货设粥厂于云翔寺”。再如乾隆二十年（1755年），江湾煮粥设厂，凌铿“以赈多遗漏，每日赈毕后，另煮粥以补给之”；徽商程秀岩也“捐米百石以为倡”；淞南国学生高文端“独粜米四百余石，寻又设厂煮粥，以救灾黎，文端捐资三百余金无吝色”。

　　清中期以后特别是嘉道以后，官方行政效率低下，社会矛盾日益突出，国家在征收赋税和维持治安以外，与地方关系薄弱。以绅士为主体的地方精英便有了更多自觉参与慈善救济意识，他们通过参加救济、慈善、水利等事业对乡民进行统治。在嘉定和宝山两县，地方精英通过参与以“厂”为单位的乡镇赈济及其他公益事业，确立了自己的地方威信。例如嘉定生员黄钟“邑中事无巨细以身任，如修葺文庙、书院，规画恤剺、育婴，率不惜重货，为久远计，尤留心荒政、水利”，参与“嘉庆丙寅至道光癸已邑中五次义振”等等。

　　各赈济社区还制定自己的章程管理地方社会。乾隆二十年（1755年），南翔曾拟一赈济章程，“里中捐赈，一应章程”。乾隆六十年（1795年）大饥，嘉定知县姚学甲召集绅士议赈。绅士李风昌主持南翔分厂赈济，分立八厂，“男女分处领筹，赴厂领粥，无拥挤之苦，捐输者踊跃争先，章程最为尽善，不泥二十年成书也”。一些社区则由宗族势力主持赈局。

　　嘉定宝山地区的市镇以“厂”的管辖区为依托，向行政区划制度化逐渐迈进。特别是清后期“厂”有将自身定位于省——府——州县序列行政区划之下的倾向，体现出上级单位与基层社区的关系。这种社区模式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，也有适应社会变迁的调适力，并将国家与社会、城镇与乡村有机地联系起来，在官府与民众之间建立了一种“缓冲”，增强了传统社会结构的弹性。

　　参考文献：

　　吴滔《清代嘉定宝山地区的乡镇赈济与社区发展模式》，《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》，1998年第4期。